社会阶级分层表（社会阶级分层表图片）



　　[编者按]　在俄罗斯改革十年之际，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综合研究所会同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就改革的种种问题做了一次全俄社会抽样调查，内容涉及俄国人对改革成败得失的评价、改革后俄罗斯的社会环境、生活准则、社会精神心理气氛、人们的生活战略、俄罗斯社会结构等方面。调查对象总共1750人，年龄18岁以上，包括11类人：企业、矿井和建筑行业的工人；工程技术知识分子；人文科学类知识分子(学者、高等院校教师、中小学教师)；商业、日常服务、运输、通讯领域的工作人员；职员；中小企业家；军人和内务部人员；村镇和农村居民；城市退休金领取者；高等院校学生；失业者。调查所形成 的研究成果共分为13个部分，其中有关2001年以前的材料，是借鉴俄罗斯社会和独立问题研究所[1]在1992—2000年间的研究成果。现摘译其中的两部分[2]，题目系编译者所加。

　　社会分化为富人和穷人，这是俄国开始改革以后的最重要的后果之一，也是俄国人在接受调查时列举的改革的五种消极后果之一。在十年改革中，当代俄罗斯社会的现实分化是如何表现的?其社会结构是什么?俄国人是如何看待其今日的社会地位的?这些问题都是很现实的问题。

　　我们要着重指出，只有16·5%的人对其地位感到满意，17·4%的人则一致持否定态度，其他几乎2/3的俄国人认为“过得去”。人在社会等级中要处在什么样的地位自己才能满意呢?就像我们的研究材料所表明的，人应当处在由10级组成的社会等级的中上层才感到满意。同时，在那些对其社会地位一致不满意的人中，有一多半的人(55·9%)处在最低两级。

　　如果把2001年秋俄国的社会等级分成10级，那么每级的人数在整个居民中所占的百分比是：1(最高级)——0·6%；2——0·7%；3——3·2%；4——5·1%；5——18·2%；6——13·2%；7——14·6%；8——20·8%；9——12·0%；10(最低一级)——11·1%。[3]

　　我们看到，在一些级(5—8级)“聚集”了很多人，在另一些级(1—2级)，人数很少，其他各级比较平均。这和改革初期相比，还是有些不同的。在改革初期，各级在整个居民中所占的百分比是：1 (最高级)——0·4%；2——0·5%； 3——1·9%； 4——5·9%； 5——25·3%； 6——17·6%；7——17·3%；8——13·1%；9——9·2%；10(最低一级)——8·8%。

　　如果要将这两者做一比较，那么我们就会发现，2001年社会等级中的最低两级的人数要比改革初期多得多。但是，最近十年俄国社会结构的变化没有因此受到限制。就社会等级来说，整个社会发生了向下的大规模倾斜，然 而中间阶级却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人数较少，是当代俄国社会本来意义上的中层阶级，另一部分人数较多，是比较低的本来意义上的中层阶级。要补充的一点是，发生了地位变化的人比较多，这些变化意味着其地位的下降。

　　是谁在改革中受了益，又是谁在改革中遭受了损失呢?原因是什呢?在俄国社会中彼此的相互关系是什么样的?

　　我们要强调指出的是，改革受益和受损失的感觉与人们在社会等级中地位的客观变化是不同步的。实际上有一半的受访者把保障感、对未来的信心、稳定感的丧失(这些甚至超过了居民生活水平的下降)算作改革的主要缺陷，这不是偶然的。考虑到大部分人没有了安全感并对自己的前途表示担忧，所以，甚至那些在改革中社会地位有所上升的人中，也只有47%的人认为他们在改革中受了益，这是不足为奇的。因此，物质条件的改善、社会地位的上升本身还不足以使人觉得改革的优点比缺点多。

　　所以，在回答谁在改革中受益的问题时，应当指的是两个方面：客观方面(物质条件的改善和个别人地位的改善)和主观方面(对在改革中受益与否的自我评价)。我们先从客观方面谈起。

　　根据我们现有的研究材料，在向市场过渡的过程中，那些在俄罗斯改革前地位就比较高的人受益最多。大部 分人的地位在“下滑”，在任何情况下，他们都这样觉得。许多俄国人利用重新开放的社会流动渠道提升了其社会地位，但是社会地位上升的规模只有下降的1/4(12·3%∶51·3% )，其他人的社会地位没有什么变化。

　　这样，根据俄国人的回忆，在国家改革过程中，他们的社会地位实际上在很大程度上下降了。俄罗斯社会变成了社会地位逐渐下降的社会，大部分居民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的最底层。

　　在社会地位产生变动的因素中，首要的因素是年龄。尽管在22岁以上的所有年龄组中，社会地位下降的要比上升的多，但在各年龄组中，其相互关系却有根本的区别。社 会地位上升的显然多为30岁以下的年轻人，这一部分人在社会地位上升的人中占了的59·5%。而且，我们发现，这一类人在改革初期还不到20岁，他们那时候还刚刚开始独立生活，所以，对这个数据的重要性不应估计过高。

　　比较有意义的是，年龄在31—50岁的人占了社会地位有所提升的俄国人的36·7%(但是，在这一年龄组中，社会地位明显上升的也只有1/9)。至于那些在2001年就在50岁以上(相应地，是那些在改革初期就有40岁及40岁以上)的人占全部人口的1/3，但他们在社会地位提高的人中只占3·7%。同时，在51—60岁，也就是在改革初期就在50岁以上的人中，其社会地位降低的几乎有2/3，1/3的人社会地位没有变化，只有2·4%的人社会地位提高了。

　　这是否意味着，在改革过程中，人的社会地位的改善与恶化就是由年龄这种因素预先决定的呢?我们认为不是。只有了解了最近十年产生的真正的社会孵化机制，才能对其他导致居民社会地位变动的最重要的因素进行分析。

　　例如，是否掌握使用计算机的技能是对俄国人社会地位变动产生影响的第二个最重要因素。在2001年掌握了这项技能的人中，社会地位下降的为1/3，上升的为1/4，其他人保持现有地位不变。而在那些最近几年没有掌握计 算机工作技能的人中，有60%多的人的社会地位被迫下滑，而其余绝大部分人也只是暂时保持现有的地位。要特别强调的是，从他们对其社会地位的自我评估来看，在改革初期，过去十年学会了计算机和没有学会计算机的人就其地位来说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差别。

　　而且，如果我们考察一下每个年龄组中每个人的计算机工作技能是如何掌握的，那么就会发现，不管是掌握了计算机工作技能的那部分人，还是其地位得到提升的那部分人，或者哪怕其原有地位保持不变的那部分人，他们之间的竞争也是相当残酷的。(参见表1)

表1　各年龄组的社会地位变动与计算机工作技能(%)

　　此外，对社会地位变动产生影响的还有第三种最重要因素——不断学习和自修。在1998—2001年期间充实了知识的人中，也有38·3%的人社会地位降低了。尽管国家进行了结构改革和经济现代化，但是在那些总的来说什么也没参与的人中，社会地位下降的占了67·4%。值得注意的是，在最近3年补充了知识、获得了新技能的人，在26岁以下的年龄组中占整个年龄组的大约90%，在27—30岁年龄组中约占70%，在31—50岁年龄组占不到60%，而那些50岁以上的人大部分没有去做这些。

　　对俄国人社会地位产生影响的第四个最重要的因素是是否在经济部门工作。比如，在最大的一个受访组(占了整个受访者的43·9%)中，那些在国营或者私有化企业工作的人，有不到一半的人社会地位下滑了，1/8的人有所改善，39·0%的人保持没变。那些在新建立的企业——私营企业、合作企业工作或者从事各种个体经济的人，其社 会地位明显有所改善，其中有1/5社会地位提高了，还有大约40%保持了原有的地位。最差的是那些一般来说没有工作的人(退休金领取者、失业者和家庭主妇等等)，这部分人几乎有2/3地位降低了，其余大部分人没有什么变化。同时必须指出，受访者工作的企业的所有制形式今天已经不像前几年那样起着非常大的作用。很显然，1998年危机之后，俄罗斯工业的规模大大增加，国营和私有化企业人员的地位明显改善。

　　在改革受益或者受损的其他客观因素中，还有两种因素必须指出来，这就是社会职业属性和职位属性。

　　我们首先来看前一种。国家职员和大学生的社会地位变动指标明显要好一些，在国家职员中，社会地位降低的只有1/3。企业家是最富足的阶层，但其成分也很复杂。对俄国社会来说，这个阶层基本上是新的，其成员对社会地位变动的自我评估取决于他的身世。所以，甚至在企业家中社会地位降低的也有1/10，其余部分是社会地位保持不变和有所改善的人，这两部分人的人数正好一样多。

　　实际上，其余大部分人(工人、工程技术人员、人文类知识分子等)社会地位变动的指标是平均的，只有失业者稍微低于平均指标，这些失业者并不把现在的情形看成是社会地位急剧降低的证明。

　　退休金领取者的指标明显低于平均值，在新的条件下，这个社会群体真正从质上改变了其地位，甚至不光是在物质条件方面。以前退休金领取者受人尊敬，在各个方面还是比较富裕的群体，而青年则由于苏联实行的分配制度，在优惠政策方面受歧视，在劳动方面得不到应有的报酬，因而处于社会最底层。改革打破了这种状况，现在青年成了精英，退休金领取者和整个老年人落到了社会最底层。

　　至于职位属性，如果抛开企业家阶层不谈，那么，保持或者提升了地位的人多半是那些自己创业的人(79·4%)，其次是领导者(63·2%)，再次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专家(55·4%)、服务业和技术行业的部分职员(52·8%)，最后是熟练工人和非熟练工人。

　　总的来说，从提升其地位这个意义上说，改革的受益者无疑是企业家。其余阶层根据年龄、社会职业、职位、受教育的程度等等因素是不一样的，但是受损的人数要比受益的人数多(21岁以下的年轻人除外)。

　　同时，对于其余阶层的人来说，受益或者受损的可能性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受益的是年轻的和流动性强的人，他们准备获取和掌握俄国经济结构改革过程中所必需的新技能和新知识。其中许多人转而开办私人企业，或者从事各种形式的个体经济活动。这个规律性对所有主要职业者(领导人、专家、技术职员、工人)都是适用的，但是在领导人和专家身上表现得最明显。

　　另一方面，社会地位最有可能下滑的是那些不年轻的、消极怠惰的人，他们在国营的和私有化的企业里工作，其中一些人在农业企业里工作。不管其原来的教育水平如何，他们不愿意掌握现代劳动市场所要求的新知识，这明显使他们处于受损的地位，降低了维持其工作岗位的机会，在俄国各种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的条件下，这些工作岗位或许能维持其原有的社会地位。

　　如果要从改革受益的客观评价转到居民个人对这一点的主观评价，那么，应当立即指出：一般来说，他们之间的差异是和改革受益与否的感觉相联系的，同时也是和诸如所处的实际社会地位、人的物质保障水平④等客观特征相联系的。他们的心理状况、价值取向和政治偏向等等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谈谈俄国人的心理状况(参见表2)

表2　改革受益者和受损者的心理状况(%)

　　从上表看得很清楚，正是人们的心理状况决定着改革受益还是受损的感觉，它与其物质状况不总是具有直接的联系。我们知道，俄国人认为其最近几年的主要损失是缺乏保障感，缺乏稳定感，对未来没有信心。有这些感觉未必能怪他们，因为至今俄国的保险体系还不发达，而这种体系在任何市场经济条件下都是具有巨大作用的。

　　与心理因素有着密切联系的还有另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它预先就决定了改革受益与否的感觉，这个因素就是年龄。年轻人能够比较平静地对待风险，改革后他们基本上就已经社会化了，他们面对新的条件感到非常自信。

　　在每一个年龄组内部，在决定其如何看待改革后果这个问题上，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是各种各样的。比如，在21岁以下的年青人中，他们首先指出的因素是实现融入某种群体的愿望，其中觉得已经达到或者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57·8%的人认为，他们因改革受了益(在那些不能达到或者总的来说没有计划要达到这个目标的人中，类似的指标是9·9%)。在22—30岁的社会地位提高了的人中，他们把世界观因素作为主要因素(首先是确信“应当让人向往和平，人人都应当成为这样的人”)。对于31—50岁年龄组中社会地位有所改善的人来说，感觉在改革中受益最具有意义的是那种客观的因素，比如拥有或者未来可能建立自己的公司。而对于这个年龄组中社会地位有所降 低的人来说，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尽量生活得“不比别人差”，也就是不感觉自己社会地位在降低。最后，对于51岁和51岁以上的人来说，心理因素是最主要的(对所发生的事情不可能施加影响的无助感、不公正感、对未来缺乏希望)。

　　不能忽视人的居住地点这一重要的因素。一方面，在各个居住地，因为经济改革过程的速度不同，导致在新的经济条件下的客观的机会也不一样；另一方面，对于大城市和乡村的居民来说，其世界观、心理特点总是不同的。由于这些客观的和主观的因素是相互重叠的，改革受益还是受损的感觉与受访者的居住类型具有非常明显的因果关系。

表3　俄国人改革受益—受损的感觉与居住类型的联系(%)

　　从上表看得很清楚，认为自己因改革受益的人数，大城市要比乡村多出一倍。

　　应当指出，尽管改革受益—受损的感觉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心理因素，但是这种感觉是社会稳定的最重要的保证。

表4　俄国人改革受益—受损的自我评价变动表(%)

　　从上表看得很清楚，到2001年底，改革受损的人数在最近五年第一次少于整个社会人数的一半。这是俄国社会逐步走向稳定和团结的最重要的标志。

　　如果要对所有社会阶层进行划分，或者比方说，要在当代俄国社会结构中进行某种阶级划分，那么根据俄国人 自己的评估，我们可以得到如下数据：中层偏上的阶级(1—4级)：9·6%；中层阶级(5—6级)：31·4%；中层偏下的阶级(7—8级)：35·4%；下层阶级(9—10级)：23·6%。

　　这样，现在整个社会中层偏上的阶级和中层阶级总共占所有俄国人的41%，当然，这是根据他们自己的评估得出来的。对于改革后的俄罗斯来说，这个指标太高了。并且，在最近几年中，根据他们自己评判的标准，中层阶级这个数目也太大了。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俄国的中层阶级符合西方国家的标准吗?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弄 清楚现在俄国的主要阶级是什么。

　　中层偏上的阶级主要集中在大城市和州中心。这一部分人非常年轻，其中只有14·4%的人在50岁以上，57·5%的人受过高等教育(包括肄业)或者取得过学历。

　　对这一阶级代表人物的职务和职业状况的分析表明，这一阶级的商人比例明显比其他阶级要高，这些商人一般是拥有农场并有雇工的人(这一部分人几乎占这一阶级的一半)、企业领导人以及个体业主(也就是从事私人活动、拥有家庭商铺、从事个体劳动活动等等)。这一阶级有熟练技能的专家和大学生的比例也要比受访者的平均水平高。这一阶级的大部分人都在不断地提高自己的知识水 平和业务水平，掌握新的技能——只有1/7的人在最近三年无所事事，而这类人在整个社会的平均数为44·8%。这种追求使得中层偏上的阶级有2/3的人能够使用计算机，其中1/5的人达到专业水平(平均只有5·7%)。

　　中层阶级也很年轻，受教育程度也很高，受教育的人达到43·8%。而受教育的人在中层偏下的阶级中只有1/3，在下层阶级中为1/4。至于年龄，中层阶级中39·9%的人低于30岁(在中层偏下的阶级和下层阶级中分别为21·6%和8·9%)，50岁以上的只有22·8%(在中层偏下的阶级和下层阶级中分别为34·5%和54·0%)。

　　在职业方面，中层阶级主要是由专家(18·4%)和熟练工人(28·1%)构成。领导人和企业家(包括家族企业家和个体户)在中层阶级中也占据了显著的位置。此外，还有大约12%的“白领工人”，大约1/10的退休金领取者。几乎有一半的受访大学生把自己归入了这一阶级。

　　这一阶级的人也经常去提高自己的知识，获得新的技能，其中只有不到1/3的人在最近三年无所事事。这一阶级实际上有一半的人(48·9%)掌握了计算机，并且有不少于1/3的工作是用计算机完成的。

　　中层偏下的阶级(还可以称之为基本阶级)和中层偏上的阶级、中层阶级比起来，已过中年的人比较多，受教育 的人比较少。它主要由工人(农业工人是这一阶级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占了这一阶级总数的1/4)和退休金领取者(大约占20%)构成。还有大约1/4是专家和服务人员、技术人员中的职员。不过，有不少(从0·6%—5%)其他阶层的人——企业家、领导人、自由职业者、大学生、失业者等等也归入了这一阶级，但不是主流。

　　至于下层阶级，他们首先是城市和农村的退休金领取者(占总数的一半多)、工人(其中包括农业工人)(占28·6%)，还有最不顺心的专业工作者——预算员和职员(总计占14·9%)。在这一阶级中，没有一个企业家，也没有一个大学生，其他人也非常少。

　　如果要对当代俄罗斯社会的主要阶层进行总体分析，那么就不得不指出，中层偏上的阶级几乎有45%是在私人企业里工作，在国有企业和私有化企业工作的基本上是领导人。中层阶级在私企工作的人数不多，只占其总数的1/4。至于中层偏下的阶级和下层阶级，在私企工作的人要比中层阶级少1/2到2/3。然而在这些人中，尤其是在下层阶级中，没有工作的家庭比重非常高(占27%还多，并且这些家庭不仅有由退休金领取者组成的家庭，而且有由丧失劳动能力的失业者组成的家庭)。

　　在改革时期，这些阶级是如何构成的呢?改革前就占有相应地位的人比重有多大?改革中哪些人地位改善了，哪些人地位降低了?

表5　俄罗斯社会各阶级的构成(根据受访者的自我评估，%)

　　从上表材料看得很清楚，现在的中层阶级主要由在改革开始前就算为中层阶级的那些人构成。在其他阶级中，其“原来的人”占到10·4%(下层阶级)—31·1%(中层偏上 的阶级)。

　　同时，应当专门强调一下，在大部分情况下，社会稳定意味着阶级之间总的来说只会出现“相邻”的位移，不会出现跨越阶级而产生变动的情况。尽管如此，也应当指出，每一个阶级在改革的影响下都有其非常独特的命运。比如，在现在列入中层偏上的阶级的人中，有19·8%是越过一个阶级的，还有3%是越过了两个阶级。开公司是这种变动的主要渠道。另一方面，在中层阶级中，有20·3%是从中层偏上的阶级滑落下来的，有18·3%是从中层偏下的阶级升上去的，只有2·8%是从下层阶级升上去的。

　　至于中层偏下的阶级和下层阶级，有77·4%的中层偏下的阶级和72·9的下层阶级自己认为在改革前属于中层偏上的阶级和中层阶级。当然，类似的自我评估与实际情况远不是完全相符的。但是，不能不考虑到，正是这种自我评估确定着这一部分人对所进行的改革的态度，决定着他们的社会心理状况，在很多情况下也决定着他们的政治取向。

　　在谈到俄国社会这四个阶层的变动时，也应当指出，从阶级成分这个更广泛的角度来说，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是最“糟糕的”年代。例如，1998年夏天，亦即危机前两个月，不仅在中层偏上的阶级中，而且在中层阶级中，第一把手和企业家的百分比要比现在高得多。但是，在最近一年半中，中层偏上的阶级和中层阶级的总体增加，使得这两个阶级尤其使得中层阶级中熟练的工人和服务人员、技术人员中的职员比例明显提高。在这两个阶级中，第一把手和企业家的比重出现了相应的降低。

　　在中层偏上的阶级和中层阶级中，不同地区的居民机会明显不同。很明显，这既与市场改革的速度相联系，也与某个具体地区实施的向市场过渡的经济模式相联系。在俄国北方和欧洲部分的西北地区、伏尔加—维亚特卡地区、圣彼得堡，中层偏上的阶级和中层阶级比重最高(占了这些地区受访者的50%多)。最低的是在北高加索(24·7%)、中央黑土区(31·7%)、东西伯利亚(33·3%)和远东地区(34·5%)。顺便提一下，在这些地区不满意自己居住地的人比例最高，在东西伯利亚占19·8%，远东地区占15·5%，中央黑土区占13·9%。而在圣彼得堡或者西北地区，这个指标在1·5%—1·8%之间。很明显，不满意自己居住地区是和为每个居民提供的生活条件联系在一起的。这个结论也得到了我们在改革年代所做的研究的佐证。

　　因此，人们经济行为的某些特点，比如，从事企业活动、履行领导管理职能(现在称为“权力资源”)、加入俄国经济的市场大潮(尽管可能是雇工的角色)，在决定是否属 于中层偏上的阶级和中层阶级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俄国的中层阶级在多大程度上能作为改革的中坚力量。

　　无论是中层偏上的阶级还是中层阶级，其区别于俄国社会其他两个阶级的第一个最显著特点体现在他们对其日常生活和工作主要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的态度。例如，认为现在他们的生活“不比别人差”的人，在中层偏上的阶级中占62·9%，在中层阶级中占40·5%。并且还有29·3%的中层偏上的阶级和40·1%的中层阶级认为，他们的目标还没有达到，但是已经尽力了。

　　所以，实际上不同阶层的人对物质保障水平的评价表 明，前两个阶级(即中层偏上的阶级和中层阶级)对他们的物质生活状况不太担心。几乎有一半的中层偏上的阶级和1/3多的中层阶级认为，他们生活不好总的来说是没有任何原因的(而在中层偏下的阶级和下层阶级中，这一指标分别是19·1%和7·7%)。同时，中层偏下的阶级和下层阶级中，有50%—70%的人不满意其较差的物质条件。

表6　不同阶级对最近两三年内其前景的评估(%)

　　我们也发现，几乎有90%的中层偏上的阶级和3/4多的中层阶级认为，他们对物质上有保障是比较满意的，而在其他两个阶级中，这一指标分别为大约50%和不到20%。对中层偏上的阶级和中层阶级生活方式的最详细的分析表明，与其他两个阶级不同，这两个阶级不仅有可能吃得好一些，穿得好一些，而且有可能在假期进行比较好的休假，有较多的休闲时间和与朋友交流的机会。他们有较好的身体和住房条件，有自修的机会，一般来说，工作能使他们在职业中实现自我。

　　当然，就其总的心理状况来说，这四个阶级的情况是不一样的。

表7　俄罗斯社会不同阶级的心理状况(%)

　　很显然，前两个阶级的心理状态是非常好的，这一部分人积极的情绪(朝气蓬勃、精神饱满)无疑占优势。在中层阶级中，朝气蓬勃、精神饱满这一情绪已经谈不上是一种普遍情绪了，但是还有1/3多的人持积极态度，持消极态度的人也不算高，只有11%。在中层偏下的阶级中，持积极和消极态度的人实际上已经基本相等了，同时，大部 分人已经觉得不怎么惬意了。下层阶级中占优势的是消极的情绪，并且有23·1%人有沮丧情绪，12·7%的人有恐惧和绝望情绪，还有1/10的人有愤恨情绪。

　　对不同阶级生活目的和价值特点的分析，可以肯定，其每个人的世界观、生活方式和“好”与“坏”的判断标准都是不一样的。这种不同在所有方面都有所表现，包括政治目标、对改革的态度等。在这里应当指出，除了中层偏上的阶级以外，在全社会的所有阶级中，对改革结果一般来说持否定态度，见下表：

表8　俄国社会不同阶级对改革结果的态度(%)

　　正如我们的研究成果不止一次地表明的那样，对最近几年改革经验的否定态度绝对不意味着对整体市场改革的否定。那么，不同阶级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经济结构模式呢?除了下层阶级以外，其他所有阶级希望这种模式既能恢复国有经济部门，同时又能扩展公民私营经济的和政治的机会(在下层阶级中，大部分人选择国家对经济的调节和对价格的监督)。在这方面我们还发现，实际上，在1994年和2001年持这种想法的人是一样的(约40%)，因而这种想法也就成了群众最稳定的一种意识。

　　根据上面所说的，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前两个阶级是社会上最活跃、最有技能的人，也是社会各个方面的“促进”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西欧国家经常使用的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完全适合他们，因此他们可以成为今天市场改革的支柱。尽管这些改革搞得早了一点，不太使人满意，但是他们对现在国家领导层的方针总体上是支持的。

　　中层偏下的阶级人数较多，这一阶级本应当称之为 “中产”阶级，但是，其生活标准并没有被社会接受为可以仿效的样板，被社会作为样板仿效的是中层偏上的阶级和中层阶级的生活标准。一方面，正是这一点说明社会大部分人在改革年代里发生了社会地位的下滑，另一方面，这也可以说明，无论在今日俄罗斯的社会结构中，还是在居民的收入指数中，社会关于平均生活标准的认识是彼此不同的。

　　应当着重谈一谈下层阶级的一些特点。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相对于苏联时期来说，这一阶级的出现基本上是一种新的现象。尽管在改革前的时期中，也存在着居民中的贫穷阶层，但是，要求确立平等的社会地位和 得到平等的机会(就业、受教育等等)的宗旨，使其生活方式、认识世界的特点和行为方式都与社会其他阶层没有本质的差异。

　　至于这个阶级的年龄和职业属性，在上面已经谈过了。但是，就像俄国社会的任何阶级一样，这个阶级也有其特点。自古以来社会地位就很低的家庭集中在这一阶级中，这样的家庭一般来说没有工作(27·4%)、有严重的身体问题、是多子女家庭和单亲家庭、已过中年的独身者等等。这个阶级住房条件不好(几乎有1/3的人没有独立的房子)、营养不良，他们整体的物质条件比较差——下层阶级的家庭平均收入不到1200卢布(中层偏下的阶级是1604卢布，中层阶级是2144卢布，中层偏上的阶级为3450卢布)。这些都不足为奇。

　　然而，最令人奇怪的是，与最没有保障的阶层需要互助、社会上层自私自利和个人主义这些普遍的观念不同，在下层阶级中，有很多人埋怨缺少在困难时期可以指望帮助的人(见下表)。

表9　对“您有没有在困难时期可以指望帮助的人?”这一问题的回答(%)

　　这样，下层阶级不是一群简单的低收入阶层，这是一群真正的由社会底层形成的阶层，其特点是社会地位低、社会关系资源少、健康状况差、缺乏使其状况变好的期望。

　　我们研究的材料表明，由于改革，俄国开始形成了当代西方社会典型的社会结构。社会的大多数都处于这种社会结构中，其生活方式成为社会仿效的标准。社会的大多数指的就是中层阶级和中层偏下的阶级(这是最主要的)。这一群人，不仅来自本阶层，还来自其他阶级。和社会的大多数人相比，社会下层的生活方式是不一样的。考虑到下层阶级的社会职业和年龄等特点，我们可以肯定，有劳动能力的俄国人有大约十分之一属于这一阶级。这就是改革所带来的一个最重要的社会结果。

　　注释：

　　[1]2001年后，俄罗斯社会和独立问题研究所改名为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综合研究所。

　　[2]本文材料见[俄]《选择》杂志2002年第3期。

　　[3]原文如此。此栏数据可能有误。这10项相加只有99·5%。

　　[4]例如，有一半多的受损者人均月收入为1600卢布，而在那些收入2000卢布以上的人中，受益者的人数要比受损者人数多出50%。收入为1600—2000卢布的大部分人觉得，他们没有因改革受益也没有受损。

　　[5]原文如此。此栏数据可能有误。5项所加超出了100%。

　　[责任编辑：文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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