淄怎么读（簿怎么读）

清同治年間出土的春秋中期齊國的鎛（器主名之字實非“”，當釋“國”。[1]爲便稱引，姑仍舊説），銘文開頭器主“自報家門”之語云：

“”字原作如下之形：

自楊樹達釋之爲《説文》訓“柔革工也”的“鞄”、讀“弔”爲“鮑叔”，[3]久已獲得公認。[4]2009年發表的春秋晚期齊器鮑子鼎，[5]器主“子”之“”作如下之形：

研究者即援楊説徑釋爲“鞄（鮑）”。

《説文·五下·缶部》：

本來《説文》所謂“省聲”或“省形”，有不少可疑的例子。[6]即以與“包”有關者而論，《十四上·車部》分析“軍”字、《九上·茍部》分析“茍”字“从包省”，就顯然不確；《十三下·田部》“甸”字，徐鍇《繫傳》分析爲“從田、包省聲”，也少有人信（大徐本無“聲”字）。只是由於
鎛从“陶”聲的“”即“鞄”字，“陶”又从“匋”聲，《説文》“匋”“包省聲”的分析遂爲大家所普遍接受，以至於研究古音的學者要把“匋”、“陶”的上古聲母擬作*bl-或*b·l-。[7]

春秋晚期的齊器齊鮑氏鐘，器主自稱“齊氏孫”，[8]其中“”字作如下之形：

于省吾最早指出“”即“”。[9]既然“”、“鞄”爲一字，“氏”無疑也是“鮑氏”。[10] 根據此鐘銘“陶”寫作“”，學者們把金文中的下列諸字均釋爲“陶”：

後二形顯然是“”，前四形可隸定爲“”，一般認爲“”、“”乃一字異體。林清源先生發現“”字“‘勹’旁之上往往各有一道短横畫”；他認爲這種短横畫“大概用以表示土石之形”，“在西周晚期金文中，‘勹’旁之上表示土石之形的短横畫，被替换成義符‘土’旁”，後來“表示器物材質的義符‘土’旁，又被替换成表示器物成品的義符‘缶’旁”，再將重複構件簡化爲一個，即成“陶”字。[16]殷墟一期賓組卜辭和三、四期無名組卜辭裏有如下之字：

細審拓本，《屯南》二形“人/勹”旁亦皆有小點或小短畫，與上引金文“”一致。《甲骨文字編》爲此二例摹出小點，[17]甚是。《新甲骨文編（增訂本）》把這些字形都收在“陶”下，[18]顯然認爲它們就是金文的“（陶）”字。“”、“”釋爲“陶”，差不多已是“學界多年來的共識”。[19]

戰國楚簡中也數見“”字：

第1、2形位於下方的“”，其“勹”旁有所簡省，第3形則索性把下面的“勹”完全省去。第4形右旁上下二“”省變得比較厲害，但没有問題仍是“”。有些學者將楚簡“”字改釋爲“隓”，這是缺乏根據的，蘇建洲先生已作過很好的辨析。[20]【編按：荆州棗林鋪造紙廠46號楚墓所出《齊桓公自莒返于齊》簡1“鮑叔”之“鮑”作（《出土文獻研究》第二十一輯圖版壹，上海：中西書局，2022年），即上引齊鮑氏鐘之“”字。其所从“”於“土”下增“又”，已與“隓”訛混。但究其字源，顯然不能釋爲“隓”。】

上舉楚簡諸“”字中，最可確定其讀法的是郭店楚墓竹簡《語叢四》一例。此字所在簡文爲：“山亡（無）則坨（阤），成（城）無蓑則坨（阤），士亡（無）友不可。”[21]“坨”所讀之“阤”，古訓“小崩”或“壞落”，與“墮”當是音義極近的親屬詞。“城無蓑”的“蓑”，郭店簡整理者引《公羊傳·定公元年》“不蓑城也”，“謂以草覆城”。[22]這句話的意思是城如無草覆蓋就會崩墮，與“士無友不可”相類。陳劍先生指出，講“山”一句中的“”，楊澤生先生釋字雖不確，但他據此字从“勹”而讀爲“覆”，認爲簡文“是説山如果没有遮蔽就會崩”，則甚可取；“簡文此下三句，蓋以山有草木爲覆、城牆有苫蓑爲覆，比喻士亦當以友自覆”。[23]蘇建洲先生對此又有補説。[24]看來，《語叢四》的“”讀爲覆蓋的“覆”於文義最適，大概是合乎事實的。“覆”和“鮑叔”之“鮑”一樣，也是唇音字。這似乎又爲“陶”的上古聲母中帶*b-提供了證明。

然而從字音和楚簡用字情況來看，《説文》以“匋”从“包省聲”、前人釋“”“”爲“陶”，並不是無可動摇的定論。

字音方面，林義光早就以“匋包不同音”而不從《説文》“包省聲”之説。[25]近年魏宜輝先生在《説“匋”》一文（以下簡稱“魏文”）中也指出：“‘匋’與‘包’、‘缶’雖然韻部相同，而定母和幫母兩聲紐遠隔，從音韻上看它們似乎不應該有互諧或通假的關係。”[26]所謂“匋”爲定母、“包”“缶”爲幫母，實際上都是指中古聲母説的（“包”又讀並母）。“陶”字中古還有以母一讀。中古的定母、以母，與幫、並母等唇音無涉。从“匋”得聲的“淘”、“萄”、“啕”、“騊”、“蜪”、“祹”、“綯”等，中古也都是定母字（“蜪”又有透母一讀）。古書中“陶”與“滔”、“蹈”、“逃”等字通用，[27]“滔”屬透母，“蹈”、“逃”皆屬定母。“掏”爲“搯”之或體，“搯”也是透母字。當“喜悦”講的“陶”，多以爲假借爲“慆”。“慆”也是定母字。總之，與“匋”、“陶”諧聲或通假的字，它們的中古聲母不外乎定母、透母，決無唇音字夾雜其間。如果“匋”、“陶”的上古聲母中帶有唇音*b-，反倒是十分奇怪的事。

楊樹達釋“”爲“鞄（鮑）”時，曾引《説文·三上·言部》的一條材料證明“匋”、“包”二聲可通：

“䛬”从“匋”聲，《廣韻》平聲豪韻讀“徒刀切”，與“陶”、“綯”、“萄”、“啕”、“騊”、“蜪”、“祹”等同音。《集韻》平聲豪韻他刀切饕小韻：“詜，往來言也。一曰小兒語不正。”《玉篇·言部》“詜”字：“詜䛬，言不節也。”“詜”是透母字，“詜”、“䛬”蓋一語分化。“䛌”既爲“䛬”之或體，亦當讀“徒刀切”的音，但“包”及从“包”得聲之字，從來没有讀爲定母的。《集韻》平聲豪韻蒲襃切袍小韻：“䛌，䛌䜊，亂語。”“蒲襃切”的讀音正與其字从“包”聲相合。過去的《説文》學家已指出，玄應《一切經音義》卷四“諠譁”注引《三蒼》有“諠，言語䛬䛬往來也”之訓，“往來言”、“言不節”大概就是諠譁之類的意思。[28]當“亂語”講的“䛌䜊”，也是諠譁聲亂的意思（“䜊”即“嘈”字，字書訓“喧也”）。所以，“䛌”讀“䛬”音，很可能是同義换讀的結果，此字本當讀並母。

用字方面，戰國楚簡中已有明確用爲“陶”的字，其形如下：

前三例一般釋爲“匋”，讀爲陶器或製陶之“陶”；後二例用作皋陶之“陶”。魏文把楚簡“匋”隸定爲“”（關於“”字應如何看待，詳下文）。《容成氏》二例皋陶之“陶”字，魏文指出前一例左旁實即“”，後一例的左旁寫壞，本亦爲“”；這兩個字从“土”从“”、“”亦聲，“應該是表示‘瓦器’之‘陶’的一個異體字”。[29]其説可從。

曾侯乙墓所出喪葬簡裏，簡123、137有“一氏裪”之文，整理者疑讀爲當“汗襦”或“短衣”講的“袛裯”。[30]這兩個“裪”字寫作：

其“匋”旁也是从“宀”的。“袛裯”之“裯”，《廣韻》平聲豪韻讀“都牢切”，是中古端母字，端、透、定爲一系【編按：上古*L-系聲母之字中古無讀端母者，“裪”讀爲“裯”不可信。“氏裪”當如何讀，有待於進一步研究】。

值得注意的是，楚簡中也出現了用爲鮑叔之“鮑”的字。其字數見於《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所收的《鮑叔牙與隰朋之諫》（含《競建内之》）篇，現舉一例於下：

整理者隸定爲“”，讀爲“鮑”，引《考工記》鄭注“鮑，故書或作鞄”。[31]“”無疑當分析爲从“革”、“缶”聲，即“鞄”字異體。上博簡整理者在注釋中還指出，古璽和古陶文裏也有“”字，皆應讀爲“鮑”。[32]按古璽之例見於《古璽彙編》3544著録的一方齊印，羅福頤先生雖誤釋爲“”，但已正確注出“鞄”。[33]此字用爲姓氏，應即鮑叔之“鮑”。陶文之例見於《古陶文彙編》3·405：“里（匋/陶）□（此字舊釋爲‘取’或‘牙’，似皆不可信）。”何琳儀先生疑“”爲“”之省文，讀爲“陶”。[34]但是此片陶文已有“（匋/陶）”字，“”只能是“鞄”而非“陶”。“鞄里”可能是鞄工聚居之里。

郭店簡《窮達以時》簡13有“無（璑）茖（璐）蓳（瑾）愈（瑜）山石”之語，裘錫圭先生指出“”當讀爲“包”。[35]此字又見於包山簡255“蜜某（梅）一”，“”即盛器“缶”之繁體（此簡“缶”字或从“石”）。[36]“缶”、“包”皆唇音幽部字。“缶”增从“土”，與上舉《容成氏》“匋（陶）”增从“土”同例。

由上述楚簡用字情況可以知道，楚文字用“缶”聲字記録“鞄/鮑”、“包”等讀*b-或*p-聲之詞，用“（匋）”聲字記録“陶”或音近之詞，彼此畛域分明。這跟“匋”、“陶”的諧聲和通假情況可以相互印證。郭店《忠信之道》簡1有如下一字：

應該也是“”字。學者有釋爲“匋”、“寶”二説，[37]從上面的討論來看，當以釋“匋”爲是。此字所在簡文云：“不譌不（匋），忠之至也。”[38]“匋”疑讀爲“謟”或“韜”，[39]《晏子春秋·内篇問下》“叔向問人何若則榮晏子對以事君親忠孝”章：“和於兄弟，信於朋友，不謟過，不責得。”孫星衍曰：“杜預注《左傳》：‘謟，藏也。’”[40]此“謟”與韜藏之“韜”可能是同一語的異寫，也可能是從“韜”派生出來的一個詞。“不謟（或‘韜’）”指不隱瞞、不掩藏，可與指“不僞飾”之“不譌（僞）”並提。古人多以“盡中心”、“盡己”訓“忠”，“不僞不謟”之義正與“忠”合。此篇簡3也有“（匋）”字，但文義不明，待考。

其他各系文字中，“缶”聲字與“（匋）”聲字所表之詞的聲母，似也不相混雜。除難以深論的人名、地名外，秦國石鼓文《車工》有“吾車既好，吾馬既”，一般讀“”爲“田車既好，四牡孔阜”（《詩·小雅·吉日》）之“阜”。“阜”也是*b-聲母字。齊陶文屢見“里”之文（《古陶文彙編》3·628～637、642～644），何琳儀先生讀“”爲“炮”，指“燒製陶器”，“或地名”。[41]竊疑“”是从“火”从“缶”的會意字，實即“陶”之别構（燒陶需用火）。燕國陶文中，有不少“陶攻（工）”、“陶（尹）”之文（《古陶文彙編》4·1～125），“陶”字多作、等“缶”形。何琳儀先生以“缶”徑讀爲“陶”。[42]《戰國文字編》也把有些燕陶文用爲“陶”之字收在“缶”字條下（見其書334頁），郭永秉先生則認爲這些“缶”的字形實是“匋”。[43]魏文認爲燕系以“缶”爲“陶”，乃是同義换讀，但也不排除是“（匋）”的簡省的可能性。[44]諸説之中，當以郭説最爲合理。魏文已舉出燕陶有明顯寫作“（匋）”之例：（《古陶文彙編》4·95）。與此形相比較，（4·83）無非“缶”的豎畫上不加飾筆罷了，其字也以釋“（匋）”爲宜。至於（《古陶文彙編》4·79）、（4·61）等“（匋）”，最上部分也應是“宀”而非“缶”的頂部。與“缶”的豎畫相交之筆有不小的彎度，這才是“缶”的頂部斜畫的省變。不過，古文字加在豎畫上的短横（指事符號或飾筆）也可變爲斜筆或彎筆，如前引上博簡《鮑叔牙與隰朋之諫》“”所从之“缶”，所以有些作等形的“（匋）”，看起來就與“缶”字混而不别了。此類“（匋）”似可視爲“宀”旁與“缶”的頂部斜畫合而爲一，彼此共用。陶文中使用頻度較高的字，因刻寫簡省而存在訛混現象，毫不奇怪。【編按：西周春秋金文中有用爲“寶”的“”，其字當分析从“宀”、“缶”聲，即“寶”之異體，與戰國文字中的“（匋）”非一字，只是偶然同形。】

前面説過，“”在齊鮑氏鐘裏用爲“鞄（鮑）”【編按：上引新出棗紙簡以及最近報道的荆州秦家嘴1093號戰國楚墓所出《四王五霸》（暫名）亦以“”爲“鮑”】，“”在郭店《語叢四》裏用爲“覆”，可見“”、“”當屬“缶”聲字一系，而與“匋”、“陶”無關。

但是，畢竟鎛、鮑子鼎的“”就是“鞄”。金文裏又有一些讀爲“寶”的“匋”字［如筍伯盨“子子孫孫永匋（寶）用”等，例見魏文］；春秋中期的魯少司寇盤的字，[45]一般釋讀爲“永寶用”的“寶”，徐寶貴先生認爲是“寶貴”二字合文，[46]無論如何其所从“匋”也是讀“寶”音的。《臨淄齊墓》第一集所收東夏莊戰國墓M5所出宋鼎銘“右庖”之“庖”作，此字除去“肉”的聲旁，魏文指出與金文讀爲“寶”的“匋”是一字。[47]要徹底推翻“匋”从“包省聲”、“”“”釋爲“陶”的舊説，還必須對這些材料作出合理的解釋。

魏文根據戰國文字“匋”多作“”，認爲“匋”字本應从“宀”，“”从“宀”从“缶”會意，即《説文》訓“瓦器也”或“瓦器竈也”（後者爲《詩·大雅·緜》正義引）的“匋/陶”的本字，“‘宀’表示燒製陶器的窯竈，‘缶’代表窯竈中的陶器”；[48]《説文》小篆“匋”从“勹”，是由類寫法的“宀”旁訛變而來的。[49]金文用爲“寶”或“庖”的“匋”和鎛、鮑子鼎“（鞄）”所从的“匋”，魏文隸定爲“”（我們下文加以沿用）。基於“匋”原作“”的認識，魏文認爲“”與“匋”非一字，前者是一個兩聲字，“‘勹（伏）’與‘缶’都是聲符”。[50]

魏文把“匋”、“”區分開來，思路十分正確，對於“”、“”的研究也是一個重要貢獻；但他對“匋”、“”二字的具體分析卻是有問題的。

單育辰先生在反對釋前引楚簡从“阜”諸字爲“”的文章裏，認爲楚簡的“（匋）”字是從金文、、等所謂“匋”變來的，“不過其所从的‘勹’演變爲‘宀’而已”。[51]其説與魏文對“（匋）”的分析針鋒相對。金文所謂“匋”實即“”，跟楚簡的“（匋）”字當然不能混爲一談。撇開此點不管，單、魏二家關於“（匋）”字字形的分析，都有可取之處。

“（匋）”在齊、燕、三晋等系的璽印、陶文、貨幣中亦屢見，魏文已有列舉。[52]不過，在這些使用“”的區系裏，也不乏从“勹”的“匋”字，其用法與“”無别。[53]而且有些“匋”的“勹”旁，僅比“宀”的頂端多一、、、之類的筆畫而已。上舉曾侯乙簡的“裪”字，其聲旁“匋”所从，似也在“勹”、“宀”之間。由此可知“”的“宀”旁確如單育辰先生所説，是從“勹”旁變來的。[54]“”、“匋”實本一字。

現所見楚文字的“匋”，似皆寫作“”，連一例从“勹”的也看不到。《古璽彙編》0231著録一方楚璽，印文第二字爲“窑”。以齊陶文“匋”可在“勹”内加“八”、“×”形筆畫例之，[55]“窑”應該就是“（匋）”的繁構（作爲“窯”的異體的“窑”，實乃“窰”的簡省，與璽文“窑”不是一個字）。我們知道，古文字“宀”、“穴”二旁常通用，“竈”字或从“宀”便是明證。如果當時的楚人（也許還應包括齊、燕、晋等地的一部分人）不認爲“匋”字从“宀”，恐怕就不會爲它换用“穴”旁了。這樣看來，魏文“”爲會意字的説法，也不是没有道理，至少很可能是符合戰國楚人的心理的。但也應該指出，此種會意字“”，是對“匋”的變體加以重新分析而得到的，並不是憑空另造之字。

魏文把會意的“”説爲“瓦器”，謂此字在“表現陶器的同時，一併交代燒陶的窯竈”的“宀”，似乎稍嫌迂曲。徐灝《説文解字注箋》言“‘窯’即‘匋’之異文耳”；魏文則主張“（匋/陶）”、“窯”非一字異體，但有可能“是具有同源關係的親屬詞”。[56]《廣雅·釋宫》“匋，窯也”，王念孫《疏證》：“匋，通作陶。……陶與窯，聲相近。《大雅·緜》篇‘陶復陶穴’，鄭箋云：‘復者，復於土上；鑿地曰穴。皆如陶然。’是陶即窯也。”[57]這些意見較有啓發性。我認爲“窯”這個詞可能是從“匋（陶）”分化出來的，“匋（陶）”原來也可指製陶燒瓦的竈（即“所以作陶”者），所以楚璽“（匋/陶）”字从“穴”作。《説文·七下·穴部》：“窯，燒瓦竈也。”慧琳《一切經音義》卷十三：“陶，《集訓》：‘窯也，燒瓦器土室也。’”可證。把可以表示燒製陶瓦器的竈（土室）的意思的字改造爲从“宀”，是很自然的。

即使不算那些寫作“”的“匋”，楚系之外的戰國各系文字中，从“勹”的“匋”或“陶”字已不鮮見，如齊璽“匋（陶）都（璽）”的“匋”作（《古璽彙編》0272），所从爲“勹”甚明，秦文字“匋”、“陶”甚至只見从“勹”的寫法。[58]前面提過的鮑子鼎，銘文有所媵之女“仲匋姒”，“匋”字二見：

謝明文先生指出“‘匋’顯然不宜讀作‘鮑氏’之‘鮑’，因爲銘文中‘鮑氏’之‘鮑’作‘’，而‘仲匋姒’銘文中兩見，‘仲’後一字皆作‘匋’，可見‘匋’、‘’用法有别”。據此，謝先生對吴鎮烽先生提出來的“匋”爲私名的意見加以肯定。[59]這個私名“匋”既不讀“鮑”，似有可能就讀“陶”之類的音。鮑子鼎是春秋晚期器，時代比戰國璽陶等文字資料更早。所以，《説文》小篆“匋”从“勹”的寫法是淵源有自的，“”反而應是“匋”的變體。據魏文所舉，“宀”寫作“”似只見於楚簡文字，並且出現次數不多，[60]顯然不具有普遍性。從這一點看，“匋”也不可能是由“”變來的。

林義光認爲“匋”字“从人持缶”會意。[61]其字似象一人燒陶製瓦，應該就是“作陶器”（《孟子·告子下》：“萬室之國，一人陶，則可乎？”趙岐注：“使一人陶瓦器。”上引《窮達以時》、《容成氏》説舜“陶於河濱”，“陶”也指“陶瓦器”）或“所作之陶器”的“陶”的本字。“陶”字从“阜”、“匋”聲，按《説文》，其本義爲“再成丘”（《十四下·阜部》）。《爾雅·釋丘》“丘一成爲敦丘，再成爲陶丘”，劉熙《釋名·釋丘》説“陶丘”之名：“於高山上一重作之，如陶竈然。”郝懿行《爾雅義疏》謂“匋是瓦器，丘形重累似之”。[62]若此，“陶”所从得聲的“匋”當兼有意。

雖然“匋”本即从“人”或“勹”，但“匋”、“”非一字的見解仍可成立。我們認爲“”其實是“”的省變之體。

前舉西周早期的子盤，銘文所記賞賜對象爲“㚸（姒）”。我們隸定爲“”的字，其形如下：

跟前引賞賜者“子”之“”字對照一下，不難看出“”就是“”省去“阜”旁的簡體，二“勹”形上還相當忠實地保留着短横。“”後來變作“”。我們雖未找到“”省去“阜”旁的寫法，但西周中期的帥鼎中的如下一字：[63]

各家公認是“”的省形。“”比“”更爲簡省。“”、“”省作“”、“”，並不影響字形的表意功能，詳下文的説明。

有一件商代晚期的子作婦卣，[64]“”字原作如下之形：

仔細觀察，此字所从的“匋”與真正的“匋”尚有出入，主要是“勹”上有一短横。這一特徵十分重要，我認爲是把“”與“”、“”聯繫起來的關鍵。這個“”字所从的“匋”形，實際上是把子盤那樣的“
”省去一個，並加注“缶”聲而成的。“”簡省爲“勹”，與帥鼎“”字同例。“”既可讀爲“鞄（鮑）”、“覆”，加注“缶”聲是很合適的。“”在金文中讀“寶”、“庖”等，其音與“”所讀之詞至近。如果加注“缶”聲的“（）”的簡體再把“勹”上的短横省略，自然就變成了“”。“”字在“勹”下加“土”演變爲“”後，“勹”上的短横就都省略了，所以“（）”的簡體“勹”下增“缶”而省略短横，也是情理中事。

現在看來，“”字的演變計有二途：一是通過簡化和增加聲符“缶”，變出後來的“”字；一是通過增加義符“土”變爲“”，又經簡化而變出帥鼎的“”字。“”似頗少見，估計早已遭到淘汰，但其所從出的“”則爲戰國楚文字所承用；“”的使用時間較長，直到戰國時代還偶然參與構字。

“”用爲“寶”者，基本上見於西周中期以後器（如《集成》02073的□律鼎、《集成》04422的筍伯盨、《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0433的壬卯簋等）。西周早中期的父盤、盉銘文裏的、字，見於“作兹女（母）～盤/盉”一語，一般也讀爲“寶”。[65]不過從字形看，用爲“寶”的“”皆从俯伏之“勹”，此字“从人持缶”，似即“匋”。[66]然則“兹母匋”當爲女名，“盤/盉”前没有修飾語。青銅器銘文中自名前不加“寶”等修飾語的情況，並不罕見。近時公布的春秋器薛仲蕾簠有“仲妊兹母”之名，[67]春秋早期的妊兹母簠有“妊兹母”之名，[68]“妊”是姓氏，“仲”是排行，“兹母”亦私名。前引鮑子鼎有“仲匋姒”之名。疑“兹母”乃女字，[69]“匋”爲女名，“兹母匋”是字+名的稱呼方式，與“孟明視”、“白乙丙”、“西乞術”等同例。郭家莊東南1號商代墓葬出土的一件鼎上有女名“鳥女（母）”（《近出殷周金文集録》276），不知是否也屬於同類格式。西周中期的豦簋有“休朕君公伯”之語，[70]“君”上一字似也是“匋”而非“”。西周時代“”、“匋”二字大體還是分得清的。但是“匋”所从的“人”變作“勹”之後（可能在入春秋以後），由“（）”省變而來的“”很容易與意指“作陶”或“所作之陶”的“匋”混同。本文開頭所舉鎛、鮑子鼎用爲“鞄（鮑）”的“”，其所从之“陶”實爲“”、“”而非“陶丘”之“陶”，就是典型的例子。《説文》所引《史篇》“匋”“讀與缶同”，這個“匋”或亦“”之遺存。戰國文字裏雖也有“匋”，但除秦系外，還大量使用“匋”的變體“”，楚文字則幾乎只用“”字。以“”爲“匋”，或許正有避免與“”字相混的意圖。

“”已見於殷墟一期卜辭，應是此字之初形。古文字中的有些“阜”，實是豎起來的“山”形，[71]如果把甲骨文“”字横過來，可得其形爲：

很像有一些人趴伏在山坡上。結合“”在郭店《語叢四》中讀爲“覆”的用法，頗疑“”、“”是表示埋伏、伏兵的“覆”的表意初文。埋伏與覆蔽、覆蓋，義本相因（古人以“覆”訓“伏”之例甚多）。《左傳·桓公十二年》：“楚人坐其北門而覆諸山下，大敗之。”杜預注：“覆，設伏兵而待之。”同書《襄公十三年》：“養叔曰：‘吴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杜注：“覆，伏兵也。”“”、“”當然也可能就是爲覆蔽、覆蓋的“覆”所造的，埋伏義則是覆蔽義的引申。【編按：小臣牆刻辭有从“”、从“”之字（《合集》36481），疑當讀爲與“覆”音近的“俘”。見本書所收《説“”》。】

“”所从“勹”上的短横或小點，如非無意義的贅畫，似可認爲表示趴伏的人身上有所覆蓋、遮蔽，以防暴露。西周早期以降的“”，人形從“阜”上分離出來變爲獨立的“勹”，這樣的“”容易讓人産生是形聲字的印象。此時，在“勹”下增从“土”作“”，大概就是爲了更好地表達伏覆的字義。伏覆於“阜”跟伏覆於“土”，對於“覆”來説是一回事。“覆”之初文“”所以選擇从“阜”，蓋因“阜”、“覆”音近，可起表音作用。那些尚存代表遮覆物的短横的“”、“”以及象人伏於土的“”，雖不从“阜”，它們的字形本身也能表示出“覆”義。所以，與其把“”、“”簡單視爲“”、“”的形省，不如視爲“覆”的字形較簡的表意異體（“”則是在此種異體上加注“缶”聲），更爲妥當。郭永秉先生曾釋戰國文字中的“倒山形”之字爲“覆”，[72]但那是顛覆、翻覆之“覆”，我們釋“”、“”等字爲“埋伏”或“覆蔽”之“覆”，與郭説並無矛盾。

既知“”、“”是“覆”的初文，金文用爲“寶”、“庖”等的“”和用爲“鞄（鮑）”的“”所从之“陶”，都是“”、“”的異體，它們跟“匋”、“陶”實不相干，只是在春秋戰國時的某些區系文字（如齊文字）中，曾因字形混同而難於分辨；那末，爲“匋”、“陶”構擬上古音時，就可以不必再在其聲母中加入*b-了，[73]【編按：［法］沙加爾《上古漢語詞根》已指出“匋”很可能與“窯”同源，“故‘匋’一定是簡單的lu>daw而已”（138頁，龔群虎譯，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9年）。】古文字資料裏其他“”、“”用例也當循“覆”、“包”之音作解。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所收《陳公治兵》簡19“申（陳）於阬（岡），則雁飛”的“”，“苦行僧”（網名）讀爲“阜”，謂“‘阜岡’與古書中的‘阜陵’、‘陵岡’、‘山岡’相似，都是兩個近義詞連用”。[74]其説可從。《三國志·吴書·張紘傳》裴松之注引《江表傳》“紘謂權曰”，有“地勢岡阜連石頭”之語，“岡阜”、“阜岡”同意。其文時代雖較晚，亦足資參考。

《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九）》所收《邦人不稱》簡3“【戰】於（？）曲”的“曲”，當是地名，似可讀爲“曲阜”，當然這個“曲阜”不會是山東的曲阜。魯國的曲阜，蓋因“委曲長七八里，雒北芒阪，即爲阜也”而得名（《風俗通義·山澤·阜》）。楚國境内也有“曲阜”之地，故得此名，是完全可能的。西周晚期不其簋銘“汝以我車宕伐玁狁于高”的地名“高”，與“曲”構詞相類，似可讀爲“高阜”。古代以“阜”煞尾的地名，尚有“堂阜”（見《左傳·莊公九年》、《文公十五年》等）、“觀阜”（見《水經注·汾水》等）、“大阜”等，不獨“曲阜”爲然。甲骨文“”亦皆作地名或方國名，[75]其地待考，不知與西周早期金文中“子”之“”是否有關。

帥鼎銘文開頭云：

李學勤先生讀“”爲“況”，訓“滋”、“益”。[76]但古書裏這種“況”一般是副詞。鼎銘“況”承“帥唯懋”言，當是連詞，意近“又”或“亦”，似由“滋”、“益”義虚化而成。“況”、“矧”常互訓，“矧”在古書和金文中也有訓“亦”或“又”之例，[77]情況與“況”相似。

李學勤先生指出，鼎銘的“王母”不能用古書中的祖母義來理解，這裏當指帥的母親。[78]此説甚是。但李先生以“自作後”爲句，“”釋爲“陶”、訓爲“養”，“自”訓“以”，“意爲養以爲嗣”，[79]則可商。李先生所據裴學海《古書虚字集釋》訓“以”之“自”，覈其例，皆介詞；此處“陶自作後”的“自”如訓“以”，似爲連詞，二者恐難牽合。何況“”釋爲“陶”也是靠不住的。

我們認爲“”當屬上句，可讀爲“覆”。《禮記·樂記》：“天地訢合，陰陽相得，煦嫗覆育萬物。”又，《詩·小雅·蓼莪》：“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高亨《今注》：“復借爲覆，庇護之意。”[80]覆育、覆護之“覆”，當由覆蓋義引申而來。“”、“腹”亦音近可通，“出入腹我”的“腹”一般訓爲“抱”，但鼎銘的“”讀爲“腹”，意思嫌太實，不如讀爲“覆”、當“撫養”或“庇護”講爲好。

“自作後”的“自作”，與豳公盨銘“天……迺（乃）自作配”的“自作”語同。後者是“天爲自己立配”的意思。[81]據李學勤先生研究，帥鼎銘文牽涉西周前期魯國公族内部糾葛，“帥是伯禽之孫，别子的嫡嗣。他的母親把他撫養成人，作爲嗣子，公孫的流脈因此得正，這段話當有複雜的家庭糾紛爲其背景。帥作器鑄銘，也就是爲了紀念其母對他的恩惠”。[82]所以“自作後”的施事者當與“勤（覆）”一致，也是王母，意謂王母爲自己立後人，也就是把帥立爲自己（王母那一支）的嗣子。“王母勤覆、自作後”都是“念”的賓語。這兩句話的大意是説：帥是懋勉的，又感念王母辛勤撫養、庇護以及王母立己爲嗣子的恩德。

我推測，王母可能不是帥的親生母親，而是宗子（嫡子）的夫人，帥本庶出，被這位王母收養，受到她的庇護，並過繼爲宗嗣，故帥作器感念。“王”古訓“大”、訓“尊”（如《周禮·天官·䱷人》“春獻王鮪”，鄭注：“王鮪，鮪之大者。”），“王母”疑指諸母中之最大、最尊貴者，即宗子、嫡君之夫人。

最後，將本文所論“（覆）”、“匋/陶”二系字的字形演變大略圖示於下，以便省覽：

注 釋

[1] 參看傅修才《東周山東諸侯國金文整理與研究》，399—402頁，復旦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裘錫圭），2017年10月。

[2]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1册320—321頁00271號，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

[3] 楊樹達《齊子仲姜鎛之叔即鮑叔説》，《輔仁學誌》14卷1、2期合刊，1946年；楊樹達《積微居金文説（合訂本）》，100—101頁，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

[4] 據孫剛《東周齊系題銘研究》考察，《山西通志·金石記》卷八九·一五所録清人楊篤説，已先於楊樹達指出鎛銘“”“當爲‘鞄’通‘鮑’”，並謂“叔”即“鮑叔”。［10、412頁，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指導教師：馮勝君），2012年12月。］但其説並無影響，楊樹達似亦未見，故致失引。

[5] 吴鎮烽《鮑子鼎銘文考釋》，《中國歷史文物》2009年第2期，50—55頁；吴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第5卷208—210頁02404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

[6] 參看陳世輝《略論〈説文解字〉中的“省聲”》，《古文字研究》第一輯，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144—146頁；裘錫圭《文字學概要（修訂本）》，159—161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13年。

[7] 參看鄭張尚芳《上古音系（第二版）》，138、480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3年。鄭張先生爲了解釋“匋”、“陶”中古變爲定母，將其上古聲母中的*l-（“陶”有以母一讀）擬作塞化的*l’-；从“匋”聲而中古讀定、透母者，其上古聲母亦擬作*l’-。

[8] 《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1册149—150頁00142號。

[9] 于省吾《雙劍誃吉金文選》上一·七，93頁，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10] 參看蘇建洲《清華簡第五册字詞考釋》，《出土文獻》第七輯，153頁，上海：中西書局，2015年。

[11] 《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7册5424頁10105號。

[12] 《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2册1220頁02406號。

[13] 吴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第3卷201—203頁0893號，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14] 《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2册1332頁02630號。

[15] 《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4册2712—2715頁04328、04329號。

[16] 林清源《楚簡“陶”字考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226頁，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

[17] 李宗焜《甲骨文字編》，467頁，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18] 劉釗等《新甲骨文編（增訂本）》，793頁，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14年。

[19] 蘇建洲《清華簡第五册字詞考釋》，《出土文獻》第七輯，154頁。

[20] 蘇建洲《清華簡第五册字詞考釋》，《出土文獻》第七輯，150—155頁。

[21] 荆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釋文注釋217—218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年；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荆門市博物館編著《楚地出土戰國簡册合集（一）·郭店楚墓竹書》，168、170頁，北京：文物出版社，2011年。

[22] 荆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釋文注釋219頁。

[23] 陳劍《語叢四釋文注釋》，未刊稿，見蘇建洲《清華簡第五册字詞考釋》引，《出土文獻》第七輯，154、155頁。

[24] 同上注所引蘇文，154—155頁。

[25] 林義光《文源》六·一七，211頁，上海：中西書局，2012年。

[26] 《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輯，633頁，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

[27] 高亨、董治安《古字通假會典》，742頁，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

[28] 丁福保編纂《説文解字詁林》，3063—3064頁，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

[29] 《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輯，636頁。

[30] 湖北省博物館編《曾侯乙墓》，上册522—523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年。

[31] 馬承源主編《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五）》，釋文考釋167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32] 同上注。

[33] 故宫博物院編《古璽彙編》，329頁，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年。

[34]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248頁，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35] 張富海《北大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郭店楚簡研究”項目新動態》引，簡帛研究網，2003年6月2日。

[36]參看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244頁。

[37] 參看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荆門市博物館編著《楚地出土戰國簡册合集（一）·郭店楚墓竹書》，71頁。

[38] 荆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圖版45頁，釋文注釋163頁。

[39] 魏宜輝、周言《讀〈郭店楚墓竹簡〉札記》亦讀“匋”爲“謟”，但訓爲“欺詐”，與我們的看法不同。見《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二輯，235頁，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

[40] 吴則虞《晏子春秋集釋》，上册287頁，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

[41] 何琳儀《戰國古文字典》，247頁。

[42] 同上注所引書，242—244頁。

[43] 郭永秉《從戰國楚系“乳”字的辨釋談到戰國銘刻中的“乳（孺）子”》，同作者《古文字與古文獻論集續編》，7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

[44] 《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輯，639頁。

[45] 《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7册5457頁10154號。

[46] 徐寶貴《金文研究五則》，張光裕、黄德寬主編《古文字學論稿》，97—101頁，合肥：安徽大學出版社，2008年。

[47] 《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輯，637頁。

[48] 同上注所引書，636頁。

[49] 同上注所引書，638頁。

[50] 同上注所引書，636—637頁。

[51] 單育辰《佔畢隨録之十八》，簡帛網，2015年4月22日。

[52] 更多字例可參看黄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698—700頁，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

[53] 參看上注所引書，698—701頁。

[54] 田煒《古璽探研》30頁注②舉“匈”、“軍”等字“勹”旁變作“宀”形之例（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郭永秉《從戰國楚系“乳”字的辨釋談到戰國銘刻中的“乳（孺）子”》又舉“乳”字所从“勹”或省變似“宀”形（《古文字與古文獻論集續編》，7頁），並可參閱。

[55] 參看黄德寬主編《古文字譜系疏證》，701頁。

[56] 《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輯，640頁注⑬。

[57] 王念孫《廣雅疏證》，208—209頁，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

[58] 參看王輝主編《秦文字編》，824、1994頁，北京：中華書局，2015年。

[59] 謝明文《談談周代金文女子稱謂研究中應該注意的幾個問題》，《出土文獻》第十輯，56頁，上海：中西書局，2017年。

[60] 《古文字研究》第二十九輯，638頁。

[61] 林義光《文源》六·一七，211頁。

[62] 參看林清源《楚簡“陶”字考釋》，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226—227頁。

[63] 《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2册1442頁02774號。

[64] 《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4册3351頁05375號。

[65] 《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7册5410頁10075號、第6册4948頁09416號。

[66] 參看林義光《文源》六·一七，211頁。

[67] 吴鎮烽編著《商周青銅器銘文暨圖像集成續編》，第2卷242—246頁0503—0505號。

[68] 同上注所引書，第2卷234頁0499號。

[69] 關於上古女子有字，參看王國維《女字説》，同作者《觀堂集林》，上册163—165頁，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

[70] 《殷周金文集成（修訂增補本）》，第3册2351頁04167號。

[71] 甲骨文“”字，《殷墟花園莊東地甲骨》14、288、352作“”，即“阜”、“山”爲一事之證。

[72] 郭永秉《釋清華簡中倒山形的“覆”字》，《古文字與古文獻論集續編》，262—272頁。

[73]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第二版）》138頁説：“‘匋’徒刀切* l’uu＜bl’uu與‘缶’*plu是同源異形的轉注字，《説文》云‘案史篇讀與缶同’。而‘陶’又音餘昭切luu，其原始形式bluu正與藏文phru_陶器對當。”其實，藏文指陶器的phru很可能與漢語的“缶”“對當”，而非“陶”（參看潘悟雲《漢語歷史音韻學》，206頁，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如按鄭張先生塞化的l的看法，“匋”、“陶”的上古音擬作*l’uu即可。

[74] 《〈陳公治兵〉初讀》帖子第33樓發言，簡帛網“簡帛論壇”，2013年1月6日。

[75] 于省吾主編《甲骨文字詁林》，1260頁姚孝遂按語，北京：中華書局，1996年。

[76] 李學勤《魯器帥鼎》，同作者《綴古集》，89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77] 裘錫圭《説金文“引”字的虚詞用法》，《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45—49頁，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12年。

[78] 李學勤《魯器帥鼎》，同作者《綴古集》，89頁。

[79] 同上注。

[80] 高亨《詩經今注》，308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

[81] 裘錫圭《公盨銘文考釋》，《裘錫圭學術文集·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154頁。

[82] 李學勤《魯器帥鼎》，同作者《綴古集》，90頁。